【作者简介】

曹秋静，东莞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开放型经济研究。

   【摘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为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实现制造业由注重需求侧的“有没有”向注重供给侧的“好不好”转变，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科学内涵，遵循实践逻辑，从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要点可以推导出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即以质量变革为主体、以效率变革为基础、以动力变革为主线。

   【关键词】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内涵；实践逻辑；路径选择

引言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构想。自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去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成为指导我国“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宏观经济思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高屋建瓴，注重顶层设计；又要条分缕析，下沉到产业层面，通盘考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研究几乎同时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自201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界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持续升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备受关注。反观，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讨不一而足，而针对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却鲜见于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规律，遵循制造业的产业特点，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为主线，深入探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架起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一、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如何科学界定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学界尚未有权威的定义。本部分将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三组关系的对比，间接推导出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探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把握，二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普遍性，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特殊性。普遍性可以指导特殊性，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是认识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供给管理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与制度”。特别是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科技创新与制度后两项要素一般会展现出更大的潜力以对冲劳动力、土地、资本这前三项因素支撑力滑坡的效应，甚至于成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主要贡献因素。

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产业视域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同样要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的突出矛盾。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与制度关键要素，无一不适用于制造业发展的各要素，并且在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今天，尤其要强调科技创新与制度变革释放的巨大潜力。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源是用改革的办法来调整农业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这一点可以为研究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镜鉴。

同时，农业与制造业又由于各自的特殊性，形成了各有侧重的改革方向。农业相较于制造业，由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及土地生产要素相对固化，导致农村生产要素长期缺乏，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农业竞争力持续下降，其结果是大多数农产品国际国内价格倒挂。加之，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水平低，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等托底政策，使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论是在要素供给、技术创新还是机制改革方面都面临相当艰巨的任务。制造业自身产业链较长，可以在全球化之下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我国作为制造大国，过去长期享有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红利，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具有优势。在要素红利不断弱化的背景下，重点要放在加大创新驱动与体制改革上。

（三）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高度相关性，甚至于容易让人混淆二者的区别，更少有人深入研究其间的作用机理。沈坤荣、李震研究认为，二者的内在联系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转变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制造业供给体系中供需错配的问题，制造业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的本质就是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其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期，新旧动能不可能实现自动转换，要应对很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这就需要通过深化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开辟新径，从而推动制造业产能结构高级化、制造业价值链条高端化。

一言以蔽之：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我国制造业主要矛盾从总量不足转向供需结构性矛盾背景下进行的重大战略抉择。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以要素升级、创新驱动、制度变革为依托，逐步增强制造业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以上定义回答了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改”“改什么”“如何改”的三个命题。

二、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

如何合理解释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这要将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置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及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来考虑。

（一）需求管理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需求管理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长期以来，投资和净出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用引擎。过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背景下，依然能实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在，“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消费需求来看，伴随扩大内需持续深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有增长，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言仍有较大差距。中国作为制造大国，消费需求没有被国内供给有效吸纳，致使很多高端需求转向海外市场。从投资需求来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投资为主要政策工具刺激经济复苏以来，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趋势明显，投资回报率持续降低。在财政愈发紧平衡的约束条件下，以投资作为主要刺激经济的手段越来越不可持续。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有两大传导机制，其一，增加投资势必会抬高资本品供给价格，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涨又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从而引致投资预期利润率下降，制造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恰是这一点的反映；其二，增加投资会带来产品产量大幅增加，而产品供给数量的急剧增加将降低市场价格，从而带来投资预期利润率下降。这一点，具体表现为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从净出口来看，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制造业形成了较高的对外依存度。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外向型的，相当一部分产能是面向外需的。金融危机之后，外部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外部市场消化不了的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

（二）供需结构出现了错配

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突出矛盾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配，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供给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们的消费需求在不断升级，实现了从低端向中高端的跃升，具体体现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然而，在人们需求朝着多样化、高端化和服务化演进的过程中，供给侧却没有做出及时响应，有效供给没能适应有效需求的变化，没有出清的低端供给就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升级了的需求在国内市场找不到相对应的供给，于是就转向国外市场，形成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供需结构错配造成了有供给无需求的产能过剩与有需求无供给的产能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

（三）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影响供需均衡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让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的原因还要考虑各种“供给约束”（supply-side constraint）与“供给抑制”（supply-side restriction）。供给约束由直接供给约束与间接供给约束构成，前者是由管制与垄断带来的，后者与高税负成本、融资成本密不可分，这些恰巧印证了市场经济时代仍然残存着计划经济思维的“沙砾”。供给抑制被认为是各种财富的源泉长期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的可能原因之一，如土地与资源、人口与劳动、技术与创新等方面。滕泰认为“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的存在，说明供给结构即便能够快速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过程也不能自发实现”。

三、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供给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映照，供给管理的动力源泉来自于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制度与技术创新，因而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相应地实现要素升级、制度变革与创新驱动，以上三点归纳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方向十分契合，本部分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选择的分析框架由此推导而来。

图1：一个分析框架

（一）以质量变革为主体，深入挖潜各要素的产出价值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此时的质量所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微观层面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它更体现在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质量提升。尤其是制造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自从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次超越美国以来，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头号交椅。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名副其实，制造强国却仍有差距。依据《制造强国战略研究报告》发布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划分，美国高居世界榜首，日本、德国位列全球第二阵营，中国却落入第三方阵，中国制造迫切需要从强调总量增长向注重质量变革转变。质量变革，需要要素升级、创新驱动、制度变革协同发力。在传统要素成本优势不断减弱的之时，更应该通过优化土地资源，开发新的人口红利、发挥资本效能来实现。可以见得，要素升级是表征，背后的实质是创新驱动与制度变革的强大推力。

（二）以效率变革为基础，突出制造业关键性领域改革

效率变革是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力的根本。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却可以有所作为。政府通过努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得益彰，可以为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更大的空间。企业成本涵盖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束缚企业发展的除了税负、融资、土地、人力资源等显性成本之外，还有一些由于体制机制形成的隐性成本亟待通过改革的方式来破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成为降成本组合拳中的关键一招。更确切地说，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无论自身如何努力都难以降低的成本，只有通过深化改革，优化制度、精准政策，才能真正为企业减负。因此，要加大简政放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制造业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以动力变革为主线，加快推动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

新旧动能迭代更替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始终，当旧动能由强变弱时，就需要更强大的新动能来接替，实现新旧动能有效衔接。当前我国正面临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果新旧动能不能实现顺利转换，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局面就难以真正改观，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全链条的创新工程，需要系统谋划。

1.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构建源头创新体系

回顾世界经济史，几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一个区域的发展。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中国要抓住智能产业革命，就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源头创新攻关，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和领先性原创成果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这将是我国制造业抢占科技产业制高点的关键。

2.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产学研协同创新，这是提升我国制造业高附加值，从根本上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途径。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了推动世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模式。我国要充分激发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各类主体的创新优势，将不同创新要素的活力有效汇聚起来，加快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制造业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

3.深化科技与经济融合，构建成果转化体系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劳动力、土地、资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强大、更持久。科技创新不能束之高阁，我国制造业有再深厚的根基，缺少科技成果转化这关键一环，也不能形成代表制造强国的高端产品供给。

4.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企业培育体系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企业对内正在经受要素红利减弱、环境考核压力增大，对外经贸摩擦不确定性带来的多重考验。发达国家呼吁高端制造回归，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要实现突围，必须加大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更是创新的主体，要重点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加快各类创新资源、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向创新型企业汇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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