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东莞市委党校  袁敦卫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我国10到100岁的城镇居民中,有2%~3%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差”,有11%~15%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今年1月下旬武汉疫情爆发之后,全国基本进入封城闭户状态,人们的活动范围急剧缩小,生活常态被扰乱,已近50天。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必然会对我市城乡居民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疫期有关心理疾患的媒体资讯和社会观察,笔者认为当前东莞市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要远比疫情发生前严重,亟需专业机构和人员及时干预疏导。

一、确立原则,有序推进。由于各地各社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方式不同,心理干预首先需要确立总体的指导原则。在这一点上,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行动是非常及时的。1月26日,武汉封城后第三天,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即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通知,提出了“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和“分类干预”两大基本原则。在总体原则指导下,2月1日我市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较早启动了关注工人、流动家庭以及在莞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服务热线,可谓是先行一步。

二、立足东莞,精准介入。一个地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当地社会人文环境紧密相关。疫情发生后,各地为防疫采取了五花八门的防控措施,有的措施合情合理,有的措施则显得单一绝对,很可能对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比如1月末至3月初,笔者在我市部分社区观察到:有的社区被整体围蔽,严格限制居民外出(需要提供特别印制的通行证),也严禁非社区居民进入,有个别居民不得已从铁丝网和铁皮墙中钻进钻出;有的因为戴口罩问题与防控人员发生语言和肢体冲突,等等,这些都会对市民(包括防疫人员)的心理造成较大的压力。实际上,根据我省疾控中心2月4日发布的“口罩使用指引”,在室外通风处、与他人相距2米以上以及开车时,是可以不戴口罩的。防疫措施一旦绝对化强制化,无形中会增加居民的心理压力,激发逆反心理。

春节前,我市人口外流现象突出,防疫压力较小,但部分留莞过节市民感觉亲情匮乏、孤独,疫情期间更显强烈;有市民因买不到防护物品或怀疑自己感染而惊慌恐惧;春节后,企业复工延迟,众多市民开始焦虑家庭生计;一些春节期间未回老家的湖北籍员工因揾工被拒而彷徨、焦躁;随着疫情较重的“一省十市”人员陆续返莞,本土市民的焦虑情绪有所上升;更多的市民由于居家过久,生物钟紊乱,家庭关系也出现种种矛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充分考虑东莞地域文化的特点,建立相应的疏导措施,以免疫情结束后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疾患蔓延成新的次生危机,比如部分中小学生因为长时间不在课堂上课,自律性弱化,有的沉迷于网络游戏,有的与家人关系紧张。2月24日,东莞教育局教研室组织一线心理教师开发的《“宅家中,有静气”——东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微课》在“南方+”等平台上线,对我市中小学生在学习方法、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答疑,可说是精准着力,有的放矢。而对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隔离居住人员、长期加班的医护人员、短期内无法复工复业的餐饮、旅游行业人员、流动商贩的心理干预,则还需要加强政策扶持,探索有效路径。

三、认识“社会病理”,防胜于治。所谓的“社会病理”,是指主要由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法律、资讯、婚姻、职业、社交等)引发身体病变的机理。尽管心理不健康的表现各不相同,比如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症、社交恐惧、睡眠障碍等等,但对引发和加剧类似情绪的事件本身及“社会病理”认识不足,往往是导致上述心理偏差的共同原因。比如除了这次的“新冠病毒”,我们如能稍稍了解有史以来的各种病毒,如鼠疫、天花、艾滋、登革热、埃博拉、甲型流感病毒等等——以及由它们引发的疾疫,究竟与人类发生过哪些“遭遇战”,我们就不至于认为这次疫情完全是“飞来横祸”,从而减轻心理受创感。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认为:病菌的分布和传播是人类的伴生现象,甚至比卢梭的“私有制出现”更能解释人类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根源。

此外,此次疾疫流行,公共信息传播中的悖谬现象——所谓的“谣言”变成全民被卷入的公共事件,对公众的心理刺激很大。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想追问:信息传播与公共事件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多元的信息传播与良好的公共生活是否互为因果?当信息量超过我们的接受能力时,我们如何判断哪些信息是“谣言”,而哪些更接近“真相”?当我们对这些关系自身安危、取舍的问题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比较充分和完整的资讯以后,我们以前因信息缺失、自相矛盾甚至谣言四起而产生的猜测、迷茫、焦虑甚至愤怒情绪也会相应缓解或消除。从社会运行层面抑制可能导致心理疾病的消极因素,这比事后某些“事倍功半”的心理干预更为根本和切要。

(袁敦卫,东莞市委党校文化与社会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