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唯物史观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深刻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客观社会条件的关系。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过程，组织主体是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性要求，体现出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

一、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性

现代化的自主性是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后发型国家面对“挑战—应对”的发展模式，迫切需要确保现代化的自主性，增强现代化组织主体的权威性，这是保证现代化自主发展的关键。

现代化发展要保持自主性，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党组织对现代化进行引领和系统设计。西方现代化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是其中的附属结果，其目的是引诱后发国家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二战结束之后的拉美国家，在西方现代化的外生动力引领下，虽然获得了发展，但最终形成依附欧美的外围发展地位，国家能力受到限制或摧毁。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学习借鉴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实现了从被动发展到主动创新的转变，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保障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性战略工程，需要有效把握现实发展需求，进行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提升现代化的政策与发展的匹配性、衔接性，这需要政党有强大整合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现代化发展上，以解决现实发展问题为导向，整合人民的利益需求，及时回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诉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注重从点到面的试点实践，尽可能减少政策实施偏差造成的风险，以政策的相对稳定性确保现代化发展的连贯性。如小康社会建设，从小康之家、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策的迭代升级诠释了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发展，有效避免了西方现代化发展出现的因政党制度影响及利益集团掣肘，导致“一任政府一套政策”的政策断裂及治理责任弱化的现实问题。

二、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制度性

唯物史观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始终抓住资本和劳动这一主线。马克思也关注到非经济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把制度分析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制度因素并不完全是一种被决定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在某些历史转折和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坚持党的领导，形成了权威的制度体系。组织主体能够获得对经济社会的支配地位和权力是构建完善的现代化发展制度体系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通过领导权威、组织体系、完善机制等构建了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一系列权威制度体系，集中各方面力量持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个伟大奇迹，也充分证明了制度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

坚持党的领导，明确了制度发展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最大多数人”是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和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行，坚持从西方现代化发展中借鉴优秀文明成果，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弊端和问题。譬如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对资本的特性、行为规律、新发展阶段资本的结构和资本治理等进行理论创新，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科学认识等，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现代化内涵、现实需要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对现代化的发展进行重构，客观地蕴含着将社会主义发展与现代化发展融为一体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结合。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校文化与社会教研部主任、教授/本文原载于《东莞日报》2024年8月29日A07理论学习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