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秋静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部署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昭然宣示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坚强决心，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章部署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释放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信号。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把握时代要求、应对时代之变的战略抉择，又是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开放特征的理论逻辑阐释

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既要遵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体现本国特色。对外开放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开放符合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坚持对外开放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人类认识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早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从“地域的”和“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西方国际贸易三大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开放经济的理论视野，讨论了世界各国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通过贸易可以实现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的思想也言简地说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是来自于贸易的收益。我国改革开放46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同样离不开贸易带来的红利。

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步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需要更大提升，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也必然要求做出重大变革。高水平对外开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它既要统筹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又要充分汲取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成果，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放特征的历史逻辑阐释

现代化发展总是与对外开放紧密相连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史也是一部对外开放史。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是基于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深刻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基于当时的国力，加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我国探索形成了以内循环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借助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吹响了现代化建设的号角。在总结和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对外开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指出“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那一时期，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主动参与国际循环，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思想。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区域贸易协定不断增加，自由贸易试验区东中西部遍地开花，中国对外贸易话语权逐步提升，国际合作“朋友圈”继续扩大，逐渐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加快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三、中国式现代化开放特征的现实逻辑阐释

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着眼当下，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服务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是应对国内外复杂政治经济形势，纾解发展之困的不二法门。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在开放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全球化格局逐步改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其中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力量最常用的指标。当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比重上升，贸易投资影响扩大，在世界格局中作用突出。其二，经济全球化链条加快重塑。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政治与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凸显，甚至超越成本与效率等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发达国家推动“回岸、近岸、友岸”三岸分流，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我国面对“前堵后追”的局面必须通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来破局突围。其三，经济全球化治理挑战增多。经济全球化遭遇了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加剧全球产业链碎片化。《世界开放报告2023》显示，2022年的世界开放延续了2008年以来总体下降的走势，处在2008年以来第二低的水平，回升基础仍不稳固。

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我国当前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要正视我国开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开放平台的要素集聚力、辐射带动力不强，制度型开放面临的短板弱项等问题，必须通过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等战略举措，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广东提出以“五外联动”组合拳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顶梁柱”，勇做新征程制度型开放的“探路人”，筑牢开放安全的“南大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格局贡献力量。东莞是我国改革开放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要进一步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打好“五外联动”组合拳，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动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争先进位、走在前列。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本文原载于《东莞日报》2024年10月24日A05理论学习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