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文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镇人口9.02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在超大特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占比普遍超过40%，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城市融合水平偏低。人口贡献与治理效能呈现张力。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模式的单向性，即当前社区治理由政府主导，但制度性排斥与资源分配失衡，容易导致流动人口陷入归属感、参与意愿和治理效能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推动流动人口从“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主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成为亟须思考的问题。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流动人口群体流动性强、稳定性低、需求差异大的特点，可将流动人口治理参与的需求解构为三级体系。第一，生存保障需求，聚焦基础公共服务政策信息的保障。第二，社会融入需求，强调身份认同、社区活动的参与。第三，价值实现需求，追求决策话语权、自治组织主导权的赋予。这种梯度需求与群体定居稳定性密切相关——短期流动群体的需求侧重基础权益，中期定居群体追求社会认同，长期扎根群体则谋求决策参与。

流动人口需求的梯度性必然要求治理体系适配其能力差异。调适性赋权理论提出的“知情权→表达权→议事权→决策权”渐进式赋权路径，为流动人口需求的梯度性实现提供了制度框架。因此，构建梯度赋权体系，通过权利供给与治理需求的动态匹配，实现从基础权益保障到深度治理参与的渐进升级，成为激发流动人口主体性的关键。

具体来说，在基础赋权层，筑牢权益底线。针对务工人员、临时租户等短期流动群体，聚焦公共服务兜底与信息平权。例如，通过居住证制度落实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建立社区信息平台，借助社区治理APP等数字化工具提供低门槛的信息获得渠道，让流动人口能够快速解决迫切问题。在进阶赋权层，搭建共治桥梁。面向稳定租户、小微企业主等中期定居群体，重点突破组织化参与治理的瓶颈。通过开放社区议事席位、组建志愿团队等方式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例如，试点设立“流动议事厅”，允许非户籍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停车位规划等议题协商。同时，以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公共服务优先权，形成“参与—获益”的正向循环，使流动人口从旁观者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在深度赋权层，激活治理主体性。针对购房者、本地通婚家庭等长期扎根群体，赋予其社区规划决策权、自治组织主导权，推动治理权力从“象征性参与”向“实质性主导”转变。例如吸纳新市民代表担任社区规划师，参与老旧小区改造预算审议，使治理权真正回归生活共同体的本质。

梯度赋权体系就像闯关升级。先满足知情权，再促使其开放地参与讨论，最后赋予投票权、拍板决策，用制度打破外来户的身份尴尬。这本质上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家做主，使其成为社区共建的“自己人”，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有人情味。这种“小步快跑”的赋权路径，不仅避免了治理失衡，也为不同群体提供了可预期的上升通道，实现了治理效能与社会公平的双重提升。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校党建与统战理论教研部教师/本文原载于《广州日报》2025年4月14日理论版）